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杨深秀
杨深秀（1849-1898年），字漪邨、仪村，本名毓秀，山西闻喜县仪张村人。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中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，立志“以澄清天下为己任”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3月和御史宋伯鲁等在北京发起关学会，讲求变法。戊戌变法中，不避艰危。变法失败后遇害，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梁启超称赞他“居京二十年，恶衣蔬食，敝车羸马，坚苦自励，高洁绝伦，盖有古君子之风”。
山西省闻喜县是杨深秀的家乡。清朝时，闻喜的科试、岁试要交“公堂礼”。所谓“公堂礼”，就是新进生员每逢岁、科两试的考棚费和送礼费。每逢科试、岁试，许多家境贫寒者竟因拿不起“公堂礼”而不能进学，士子们苦不堪言。
有一次，杨深秀回到闻喜，面对“公堂礼”弊政，联合地方绅士，向县府提出建议，用里民之费“里书银”（里书又称册书、扇书，里书银指编造册籍的费用），抵顶岁、科两试的摊派，革除多年来压在新进生员身上的“公堂礼”，以发展教育，多出人才。
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碑
杨深秀的建议得到开明知县朱光绶的支持。经绛州正堂李焕杨、河东道台江人镜和钦宪阎敬铭批准，同意免去“公堂礼”，士子们拍手称快。杨深秀又应官绅所请，专写一篇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的政事碑文，连同呈禀及各宪之面谕，誊写碑阴及左右两侧，勒之于石，以示对这一弊政的永远革除。
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碑文拓片（局部）
该碑原立于闻喜县文庙牌楼前右侧，今存闻喜县博物馆，是现存仅有的一件与杨深秀生前有关的石刻书法文物，弥足珍贵。
古之为政者，为民兴利而已。有一事焉，骤闻之，利也，实覈（通“核”）之而非利，是可行乎？有一事焉，骤闻之，非利也，及身历之而利见，是可不行乎？且非利之利乃大利，行之民或不能即知；行之士则宜，一望而知也，士固能深谙诸事理者也。然且仓卒未能周知者，良以此事之初本有小利焉。一用以易此大利，大利或未即至；纵至，非人人身被之也，而其初之小利已顿失矣。是以不免有后言。然而君子依然行之而不疑者，见其大而不惜其小故也。
闻喜大县，士之举弟子员者，三岁两试入学约六七十人。科试借棚平阳；岁试则学使者直按临于绛。厨传傔从供张之费，实由县署摊捐。值科尚少，值岁且倍之。往时诸令，每索此费于新进生，曰：“公堂礼”。甚至名捕比追烈于催科之扰。中间亦有贤父母，如侯官彭公翊，杞方公戊昌，俱尝豁免，不索一钱于士子。而相沿既久，历任之追索，仍不少贷。
去岁科试，归安朱公光绶署是邑。初，亦拟豁免此项。吾辈再四思之，异数倖邀，不如陋规杜绝之为善也。廉俸抵补，不如羡余挹注之为安也。吾局为里民之总，里民每岁置买田产，过割钱粮，亩出若干文，雇书手誊册。书手欲为此者，向皆醵金里局，署券承揽。
今局章业已更新，局费幸不支绌，吾辈安所用此金哉？夫此金虽出书手，实亦里民之资也。新进生虽号士子，实即里民之秀也。以里民之资，济里民之秀者，圣人所云，因利而利，计无便于此矣。因即禀请，转详上台。以里书每岁醵金献署中，抵岁、科两试摊捐。俾士之入学者，终无追呼之虞，且永革“公堂礼”名色。骤闻之一若小利损失，仍无所谓大利者。第询之后来入学人，一身历而利自见矣。吾辈亦何必身被之哉！又况吾局实皆在籍士夫，昔入学日尝受追呼之扰。一旦去此，抚髀爽然。且又安知吾子弟不即入学，行且自被之矣。吾所谓非利之利乃夫利者，愿与吾里民共享之。此所以毅然行之而不顾浮言也。
——摘自杨深秀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
【译文】
古代处理政务的官员，就是为百姓兴办有利益的事业罢了。如果有一件事情，猛然一听，觉得有利，确实查核之后却觉得没有利益，那么这件事还能实施吗？如果有一件事情，猛然一听，觉得没有利益，等到亲身经历之后发觉利益显著，那么，这件事能不实施吗？而且，看似无利的利益却是大利益，在百姓中推行或许百姓还不能很快理解；在士人中推行却很合适，（士人）一看就明白，士人本来就能够深深明白各种事理啊。然而仓猝之间，不能让所有人都明白，的确是因为此事当初有小小的利益在里头啊。（再说）一旦施行想图谋获得更大的利益，大的利益也许不能立马获得；纵然获得，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，而且当初的小利也消失不见了。因此免不了事后遭受流言蜚语。但是（在这种情况下）君子依然自信地实施而毫不犹豫，是因为能看出其中的大利合理，而小利不合情理的原因啊。
闻喜是个大县，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，三年间有六七十人参加岁、科两试。科试在平阳府借棚（异地借考）；岁试，学政大人就只到绛州府巡视（未到闻喜）。仆役侍从以及所有费用，实际上都由各县摊捐。在科试年还少点，到了岁试年费用成倍增加。往年惯例，这项费用都由新进生员摊派，就是所谓的“公堂礼”。甚至派捕快严定期限催促交纳，比审问判罪还严重。中间也有清贤的父母官，如侯官彭翊先生、杞方（字戊昌）先生，都曾豁免“公堂礼”，不向读书士子索取一分钱财。然而这个恶例沿袭已久，历任县令征收索取起来一点也不宽恕啊。
去年，（浙江）归安人朱光绶担任本县县令。起初也打算免去此项弊政。我们几人再三考虑：与其作为一项例外的请求（而免除），不如建章立制彻底根除为妙；与其用廉俸（清朝政府拨发的养廉银）抵充补足，不如把羡余银（政府的附加费）多余部分划拨例支，从而一劳永逸。县衙总揽百姓政务，百姓每年置买田产，交易钱粮时，从每亩抽钱若干文，用于雇佣书吏登记造册。书吏抽钱有何用途？过去都是把这笔钱聚敛在县衙，县衙登记在册统一管理。
如今县署的制度已经改革，县署的经费支出足够分配，我们这些人哪里能够用得着这笔钱呢？这笔钱虽然来自于书吏，但也是全县百姓的钱财。新进的生员虽然号称士子，实则也是全县百姓的优秀人才。用百姓的钱财帮助百姓的人才，就是圣人所说的“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他们得利”，没有比这更好的谋略了。根据以上情况，请示朱光绶县令，又经县令转报上司。用县里书吏每年筹集到的钱财，交给县衙，抵充岁试、科试两次科考的摊派，使得科举的学子，终年都没有限期催促缴纳的后顾之忧，而且永远革除“公堂礼”种种弊端。骤然一听，好像小利损失，而大利也没有见到一样。但是问到后来科考的学子，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，所有的好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。我们这些又何必亲身经历呢！又何况我们作为参加过科举的士人官员，过去参考求学曾遭受过限期催缴的扰害。如今一旦扫除这项弊政，抚拍大腿是多么爽快啊！况且又怎能知道我们的子弟不参加科考，享受到新政实施之后的好处呢？这就是我所说的无利之利是大利，希望各位长者与乡里百姓共同享受新政的好处。这也正是毅然决然实施新政而不怕流言的原因啊！
“古之为政者，为民兴利而已。”在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中，杨深秀站在长远角度考虑，从为百姓谋福利出发，提出用县衙雇佣书吏登记造册的“里书银”抵扣参加科举的士子的“公堂礼”，既能革除弊政，又能与民方便，促进教育。他倡导提出的“为民兴利”这一做官为政的价值追求，与儒家文化“民本观”一脉相通，强调了为政者要“因民之利而利之”的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为政者不仅要自身廉洁，还要体察民情，关心百姓疾苦，为民兴利。时至今日，《以里书银抵新进生公堂礼记》中的诸多思想，仍给人深刻启迪。（山西省闻喜县纪委监委 王沛郁丨责任编辑 兰琳宗）